自我们幼年入学学习历史与政治起,便了解了人类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与演进。我们认识到,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,根植于自然资源对人类生存需求的支撑,这种依赖关系在社会演进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。自然资源,包括土地、水资源、矿产资源等,为人类提供了食物、衣物、住房、能源等基本生活资料,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。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,全球自然资源的消耗量不断地在人的欲望本能驱使下,资源供给与需求永远跟不上需求。人类的索取不断加剧对自然界资源的索取速度和规模,人为对自然的破坏而引发生存危机。
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,从原始开始,经历了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,进而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,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,即世界大同。这一过程反映了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的原始,到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对立的奴隶社会,再到封建领主与农民阶级矛盾的封建社会,以及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,最终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,体现了社会形态的不断演进和人类对更公平社会制度的追求。原始社会与未来的社会,构成了人类文明进化上升过程中的一个闭环。闭环形成后,人类将迈向星辰大海,进入高维度文明进化阶段。
社会形态更迭之际,往往伴随着原有稳定结构的瓦解,成为社会动荡与重构的风雨飘摇时期。
于原始社会的悠悠岁月中,人类依靠自然的慷慨馈赠,狩猎捕捞,以维系族群之存续。生活资料之分配,秉持着朴素而公正的平等原则,确保每一分子皆能免于饥寒。当时,社会的基本构成乃是小规模的群体——族群,而外族群则被视作猎物,成为食物的直接来源,这标志着人类社会尚处于原始的、残酷的生存竞争阶段。族群的繁衍主要限于内部,只有通过母系血统才能维系族群,因此,母系长者占据主导地位。
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,人们不再单纯地从自然界索取,而是通过生产活动如养殖、种植
等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。在古代,随着部落间土地兼并战争的加剧,俘获的外族人中,那些强壮且能成为劳动力的,不再被作为食物。奴隶制,一种以奴隶主拥有奴隶的制度,开始逐渐形成。奴隶一般来源于战俘、负债者和罪犯,奴隶主将他们视为财产和劳动力的一种形式。
族群内部,权势的掌握者逐渐蜕变,形成了奴隶主阶层,他们倚仗力量与智慧,攫取了远超基本需求的,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源。在此阶段,随着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能力的逐渐增强,狩猎和种植需要强体力,男性逐步占据主导地位。人类社会结构悄然间发生了变迁,从母系社会的温馨与和谐,过渡到了父系社会的力量与秩序之中。随着奴隶数量的增加和社会生产力的增强,通过族群间的争斗,奴隶阶层不断壮大,形成了奴隶社会和国家。
这就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。这种结构以阶层固化为特征。但前提是,每个阶层都有满足其生存需求的不同资源,这种需求相对平衡时,上层对下层的压力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是可接受的,社会是稳定的。这就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繁荣昌盛阶段。
人类进化的本质是由欲望驱动的。这种欲望以梦想、幻想和痴心妄想的形式表现出来。
这种欲望犹如烈火烹油,随着个体对生产与生活资料掌控的悬殊,而愈发汹涌澎湃,最终驱使上层势力,如饿狼般贪婪地掠夺着维系社会天平的宝贵资源。下层民众因生存无望而陷入绝望的深渊,从而引发社会革命的狂潮。
在中国,这表现为改朝换代的动荡;在西方,则是被压迫者奋起反抗的起义浪潮。本质上,这是胜利者重新强制分配社会生产和生活资料,形成新的具有一定进步和进化因素的社会生存生态。这种社会生态在动荡与秩序的交织轮回中,潜移默化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,同时悄然孕育着新的历史篇章——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曙光初现。
1840年以后,中国经历了战争和一系列革命,标志着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,同时西方的启蒙运动,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。这催生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第一次工业革命(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标志),和第二次工业革命(以电力的发明和大范围的应用为标志)。东方则敲响了封建王朝的丧钟。以上阶段社会的整体结构普遍呈金字塔形,形成了层层主导、下压的社会层级。自由资本主义不仅促进了现代生产力的慢慢的提升,还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显著扩大。这种趋势不仅加剧了社会阶级的划分,也为社会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。人类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阶段。
资本主义体系下,社会财富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中,这与社会主义理念中追求的共同富裕和相对公平分配形成鲜明对比。不论是社会主义的理想蓝图,还是资本主义的现实框架,均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,交织着这两种看似矛盾实则共生的表现形式。在资本主义国家内,底层与上层的激烈斗争中的妥协,使得社会治理中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治理形态。
例如,北欧地区的那些经济富裕的国家,其发展程度甚至超越了部分社会主义国家,展现出独特的繁荣景象。社会主义国家内也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,并不排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。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资本阶段,然而,在社会主义国家,尽管市场经济也导致了垄断现象和贫富差距的扩大,但其根本不同之处在于,资本主义的垄断似乎无解,预示着其不可避免的衰落趋势,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,国家权力为支撑,能采用有效的调节,在社会财富得到充分积累后,走向共同富裕。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,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交织,影响深远。矛盾冲突不断涌现,竞争之激烈与残酷,令人叹为观止。
在这两种社会结构中,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其五千年文化中以人为本、以民为天的民族基因,与起源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理论天然契合,这赋予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独特的色彩,因此,我们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。这一概念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,由中国提出,旨在结合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与中国实际,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。它既继承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,又勇于创新,不断突破,利用了市场经济的财富创造优势,以更好地适应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的发展需求。
这种社会意识形态构建的国家治理架构具有倒金字塔形,与中国社会家国文化相契合。因此,每个个体都需注重修身养性,提升自我;每位家长都应勇于担当,尽职尽责;而社会的各个层级,也皆有肩负重任之时。最基层的是家长,再往上是社区负责人、单位负责人、企业(老板)、省、县、区及高层的所有领导,都应以服务人民为最高宗旨。否则,就会被淘汰。
这些负责人在市场经济的掩护下,倚仗权力和资本所掠夺的利益,在中国社会结构的坚固框架之下,终将如同秋后的蚂蚱,难逃制约与法律严惩。于是,他们妄图逃避法律的制裁,以为通过转移资金,或是选择非法乃至钻法律空子的途径移民他乡,便能找到自我救赎的‘避风港’,殊不知这只是饮鸩止渴,终非长久之计。然而,在经济动荡的低谷期,接受国往往会毫不犹豫地趁机‘收割’,他们最终也难逃恶果。
中外投资者在国内的投资,虽然利润归个人所有,但其对国家社会财富的增加、社会劳动者收入的提高,以及通过科学技术进步,提升国家整体实力的非消极作用不容忽视。正如相关研究指出,外资的注入能够增加国内市场的资金供应,促进产业的扩张和升级,推动技术创新和管理上的水准的提升,创造就业机会。并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,进而带动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。正如科学技术进步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、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,以及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性方面所展现的那样,投资者的贡献在多个层面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。
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文明进程,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高度契合,决定了第四次工业文明将在中华文明的引领下,成为实现社会主义与的催化因子。西方的社会主义与美好设想,将在中华文明的引领下,在第四次工业文明的促进下,加速实现。
这种形态与以往所有形态的最大差异,在于它逐步摒弃了弱肉强食的动物本能,迈向了高维文明。这一转变的前提是,社会财富已能满足所有人类的需求,人类的追求也从物质转向了精神层面,欲望也转向了探索浩瀚的宇宙。社会管理从统一管理过渡到统一协调。在人类社会的广阔画卷中,层级似乎仅被简化为落后与先进两幅截然不同的图景。然而,正是竞争这股不竭的动力,维系着社会的勃勃生机。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较量中,那些暂时处于落后位置的个体,往往会深切地感受到自身的不足,进而激发起他们奋力向上的决心,不懈追求那更为先进的地位。如此循环往复,竞争之轮永不停歇。而值得庆幸的是,这种竞争是良性的,它如同一把锐利的刻刀,雕琢着每一个个体的灵魂,激励着他们不断前行,追求卓越。
正月十二,喜庆之日,愿师友笑容如春花般绽放,愿师友幸福如春水般流淌,无尽无休!